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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开“黄肠题凑”之谜，广阳王刘建为何葬在大葆台？
大葆台汉墓共包括两座墓葬，即所谓的一号墓与二号墓。刘建是燕剌王刘旦的儿子，刘旦是汉武帝第三子。武帝驾崩后，刘旦谋反，事败自杀。其后汉宣帝即位。本始元年（前73），以原燕国太子刘建为广阳国王，是为广阳顷王。刘建在位29年，汉元帝元初四年（前45）薨。夫人墓略晚于王墓下葬。
由于发掘时，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带有绝对纪年和说明墓主身份的实物，因此说大葆台汉墓是广阳顷王刘建之墓，也是根据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等加以推断的。
其中，钱币和铜镜是断代的重要实物。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钱币都是五铢钱。按文献记载，汉武帝元狩五年（前118）罢半两钱，行五铢钱。说明五铢钱是在元狩五年才开始铸行。墓内既然出土了五铢钱，说明墓的年代应当在元狩五年以后。根据形制判断，这些五铢钱铸造于昭帝至宣帝时期。
此外，墓中出土了四方铜镜。其中，星云纹镜属于汉昭帝时期，昭明镜属于昭、宣时期，四螭纹镜的年代则晚于前两种铜镜。
据此，结合陶器及其组合、墓葬结构及其葬制等推测，大葆台汉墓的时代应当属于西汉中晚期，即西汉昭宣以后。
黄肠题凑是一种汉代葬制。即在棺椁以外用黄心柏木堆垒一圈。“黄肠”即黄心柏木，“题凑”即在棺椁周围用木头垒起一圈墙。颜师古注引苏林曰：“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，故曰黄肠。”这种葬制在汉代时本是天子专用，但经天子特许，作为一种荣耀，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以用黄肠题凑。比如霍光死后，汉宣帝便赐予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具”。除了大葆台汉墓以外，扬州神居山刘胥墓用的也是“黄肠题凑”。从大葆台一号墓主身穿玉衣，用龙头枕，以二椁三棺装殓以及埋藏朱斑轮车等高规格葬具推测，墓主人应该是诸侯王一级的高级贵族。
北京地区在西汉时属燕国（或广阳国），是燕王都蓟城所在地。大葆台地处蓟城西南，应该首先肯定是西汉燕王（或广阳王）的墓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燕国共有八个王（其中异姓王有三个），广阳国有四个王。其中燕国八王中有七个位于元狩五年以前，应予以排除。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针刻“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告……”字样的纪年残损漆器。元狩五年以后，在燕王和广阳王中，在位超过二十四年的只有两人，即武帝长子燕剌王刘旦（在位38年）和刘旦之子，广阳顷王刘建（在位29年）。刘旦卒于昭帝元凤元年（前80），因谋反被赐死。而刘建卒于元帝初元四年（前45），既然大葆台汉墓属于西汉中晚期，墓主人是广阳顷王刘建的可能性更大。
什么是黄肠题凑？黄肠题凑”，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，等级最高。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（即方形木）堆成的框型结构。
所谓“黄肠”，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说法即黄心的柏木，就是去皮后的柏木，即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。因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（椽），以木色淡黄而得名。[1]
墓葬中的“题凑”结构，据文献记载，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，但缺乏实物的证据。从已有的汉代考古材料可知：“题凑”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，一是层层平铺、叠垒，一般不用榫卯；二是“木头皆内向”，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（或木条）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，若从内侧看，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，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方式衍生出来的。它和梓宫、便房、外藏椁等构成了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，而其他的皇亲国戚及高官大臣只有经过天子的特赐才可享用。
刘建，是汉武帝的孙子。
刘建的父亲是刘旦。太子刘据自杀后，刘旦年龄最长，理应成为太子，他上书汉武帝，表示不愿当燕王，想回宫侍奉汉武帝。汉武帝察觉到他的真实意图，遂削燕国的良乡等三县。
汉武帝在巡游中去世，立刘弗陵（即汉昭帝）为太子，刘旦认为背后有阴谋，遂谋反。事败后，被勒令自杀，燕国也被取消，改成广阳郡。
6年后，汉昭帝去世，汉宣帝继位，为不使刘旦一脉绝祀，改广阳郡为广阳国，拔刘旦的儿子刘建为王。刘建为人谨慎，他的墓地在大葆台，据文献载，他父亲的墓地“在蓟城西北”，相距很远，可能也是为了向外界表达二人之间的距离。
大葆台是风水宝地 ！ 站在封土堆上，可看到永定河，基本符合依山傍水的墓葬格局。 其环境优美。离封土堆不远，发现金代水井，井深仅2米，可见地下水资源很丰富，则山丘上植被必然茂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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